浑金璞玉

浑金璞玉     作者博涵

璞玉先生姓什么？我不方便告诉您，但是我可以告诉您。他是我们楼门里住在顶层且房子最小的一个邻居。

在那个没有电风扇，没有空调的年代，他带着夫人和孩子挤在那间南北不通透，仅有十几平米的小屋里。您知道在炎热的夏天，在晒得烫手的天花板下面，他们一家人怎么能呆的下去。

事实上，整个楼门里的人，整个夏天的傍晚在家里都待不下去。

大家要到楼下的树底下乘凉，要聊天，要人人手上提着马凳和蒲扇出来聚一聚。他们穿着随意，但是不失见面的礼仪，互称对方为师傅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工业基地，各怀绝技，陆陆续续的拿着国家的调令来北京参加航天五院的筹建。

璞玉先生来的晚，是从国外回来的大知识分子。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日子里，他的头上没有师傅的光环，所以被称为先生。

他带着夫人和儿子出来乘凉时，总好像找不到扎堆的地方，只好一家人静静的乘凉。他是个瘦高个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坐下和转身的动作都是慢条似理的。我偷偷的看着他另类的言谈举止，笑他像纪录片中的末代皇帝溥仪。他的夫人虽不装扮，但还是与邻居的大妈们有着说不出的不同。夫人个子高挑，长得漂亮，这让他遭到了许多嫉妒的眼光。他的儿子从不跟我们嬉闹着的玩，虽然看不了多一会儿天就会黑。他手里也不忘拿着书或者画什么的，一副学而时习之的样子。他的妈妈则不停地为他扇着风，驱赶着蚊虫。看来他们与短裤褂子，大蒲扇，大声说话，开怀大笑的我们真的凑不到一块去。

我和璞玉先生一家近距离接触的很少，虽然同住一个楼门，又是上下层的邻居。印象最深的一次也是在傍晚乘凉的时候。

那时小学校的老师们都在搞革命大串联。学校放假不开学，我刚上四年级，正式半大孩子吃死老子的时候，为了补贴家用，我打鱼摸虾，还养着 20 来只小鸡。每当收麦子的季节，傍晚的麦杆上会爬满了一种叫做金龟子的虫子。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跑到邻近的地里去玩捉蜻蜓、捉蚂蚱或者做藏猫猫的游戏。而我总是在这个时候，手里拿着瓶子去捉金龟子。这个时候，金龟子会一对一对的在一起，忙着私密，放松了警惕，因此也最容易捉到他们。用手一撸，就会抓到几只，依次把它们放进瓶子里。

我敢说，在所有的孩子中，我是最能干的。总之，我做的事情一定要对家里的生计有意义，很少去做那些混跑追打的游戏。就在我满载而归，路过璞玉先生一家人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向我挥手招手示意我过去。只听璞玉先生用生硬兼口痴的普通话对我说：“是…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虫子的？是，你是抓它用来做什么？是…你抓的虫子是叫什么名字”？看得出，他们在很努力地接近与大菩扇邻居的距离，寻找与我攀谈的话题。

虽然我早已习惯了楼门里南腔北调的语言交流，但是这家人的上海口音我还是第一次听得这么仔细。我告诉他们，这虫子是用来喂鸡的。鸡吃了这个虫子，长得快。看他们有些害怕的样子，我倒出来一只有蚕豆大小的虫子，拿在手里给他们看。趁金龟子张开翅膀准备逃生的瞬间，我“”啪一下把摔在地上，一脚将虫子踩扁，随即俯下身拾在手中轻轻一撕。那虫子已经身首异处了。他们像受了惊吓一样为我的技艺连连称奇。

晚上回到家跟父亲述说我的捉虫记以及璞玉先生说话近乎于口吃。他的儿子长着白嫩的手，和他的夫人夸我能干：“你一个小孩子，黑里透红的臂膀上已经有了带棱角的肌肉了”。

我们家来自东北，天寒地冻，环境恶劣。传统文化中，凡是这样的地方，家族特别注重对男孩子的性格教育和熏陶，重男轻女。男孩在家庭的地位高，比如家里来客人吃饭，男人能够上桌，女人则是上不了桌子的，包括母亲。这其实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教育。在面对自然和人为的艰难时刻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男爷们要能顶得上去。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，这是支撑男尊女卑、道统的基石，也衍生出了男孩子在家庭中霸道、大男子主义的陋习。直至今日。虽然父母已经故去，兄弟姐妹家庭聚会时，这个习俗仍可露出端倪。

一个家门的兴旺主要看男人。如果日子过得不好，别人会用一句话笑话你，即“家里没有男人”，如果有这种宁可站着迎风死，也不躺着生的男性文化的鞭策。当今的“躺平”“娘娘腔”文化很难有市场。

璞玉先生对楼门里大国工匠级的师傅们有着自卑式的尊重。师傅们物以稀为贵。对这位大知识分子的臭老九自然也是十分客气。但是近而远之，按现在的说法叫做文化差异。父亲说：“璞玉先生是不会老跟咱们做邻居的”。我听了感到十分诧异，正在我云里雾里，不知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时，又一句更重的话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“等着瞧吧，他家那孩子将来有大出息”。我听了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当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父亲为什么当着自己家的小男人说别人儿子将来有大出息，那我呢？我往哪里摆？为什么那孩子会有大出息？要知道，打我记事的时候起，来自亲朋的这份夸奖只属于我自己。这个疑问成了我对未来的焦虑。很长时间令我挥之不去。

璞玉先生真的搬走了，连着她漂亮的夫人和那个手不离书本的儿子。这让楼门里的叔叔婶婶们闲聊时少了一个话题。而我却时常的想念着他们。他们是最晚搬进这个楼门里来的，又是最早搬出去的。他家为什么搬走，又去了哪里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迷。

时间又过去了几年，那是 1974 年的冬天，我一晃一晃地在楼门口的绿色邮箱等没待着高中录取通知书。这是文革后录取的第一批高中生，让我感到“读书无用论”彻底无用了。有用的是学习成绩。千军万马独木桥，考不出好成绩，你就上不了高中。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讲这番话时，手里的教鞭让我瑟瑟发抖，好像随时会敲到我的脑袋上。

我站在楼门口，焦急的盼望邮递员的出现。今天是第三天，也是发录取通知书的最后一天。如果今天还拿不到通知书，就说明我被淘汰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手不离书本，发着高烧，还在被窝里复习功课。

上午 10 点钟，我终于收到了那个写着我名字，盖个学校红色印章的录取通知书，我忘记了高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霎那间，我想起了璞玉先生，想起了他的夫人看我的眼神和他们手不离书本的孩子，璞玉先生是我心中不倒的航标。等着瞧吧，我要让爸爸妈妈看见他们的孩子将来会有大出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