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刘是个航二代
大刘是个航二代 作者 博涵
大刘是个正宗的东高地人。
这是他一生的骄傲。
50 年前，他随父亲去了三线，从此就变成了山里人。
他不情愿。
今年清明节的时候，他回来找我，想在东高地转一转，更想替父亲看一看大院门口的样子。我跟上了他。
清明节的大院是放假的，门口拦着栅栏，只能远远的看。
“好像比先前的矮了”。他喃喃地说。
又看了一会儿，他点了点头。“没错，还是当年那个大门”，声音有些沙哑。
他累了，随便找个路边蹲了下来，一头白发，像一个蹲在自家田头上的老农。他抽泣着，一行老泪随即滚落到了地上。
他想父亲了。说父亲就是从这个大院门里走出来去的三线。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死在了那边了。
大刘，接了父亲的班，像父亲一样一晃一晃地骑着那辆旧自行车上班，早来晚走，一丝不苟地做着航天人。他带过大红花，上过光荣榜，是三线出了名的新长征突击手。
休息日的时候，他喜欢带着老婆和儿子逛当地的自由市场。买上一斤肉和一捆新鲜嫩的韭菜或者茴香什么的，回来包一顿饺子。这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。老婆不止一次的说这饺子真香，在外面吃不到，俺们家的大刘，若是开一个饺子馆，一准能挣钱。
女人的话还真是不能随便说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应验了。没过多久，单位里就开始军民分线了。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让所有的人都转不过弯来。昨天还在一块嘻嘻哈哈的同事，今天一宣布分线的名单，立刻就变成了两拨人。
大刘有三个师兄弟，平时是最要好的哥们。为了这件事还吃了一顿散伙饭，叮嘱大刘若是下海发了财，可别忘了哥几个。
同时宣布的就是大刘当上了一个头儿，是副处级，让他扛着这剽副肩章，招呼着一部分职工离开军品岗位，下海开发民品，自谋出路去了。
“军民分线”“自谋出路”听到这几个字，我不淡定了，脑袋顶上轰轰隆隆地好像炸响雷，眼睛也一下睁大了。
你们那个地无三尺平的勾勾里也搞军民分线吗？我吃惊的问。
“怎么不搞？苦着呢，什么都干过了，倒腾过柑橘，卖过衣服，还开过饺子馆呢......”
大刘还是那么能说，声情并茂地把我都带进去了。一时间，我的脑海里浮现的眼睛看到的都是当年的情景。
终于，我也站不住了，和大刘蹲在了一起，像个蹲在了自家田头上的老农。
眼前的这个大院前身是军队，所以每到下班的时候就会响起下班号的声音。那号音庄重，不紧不慢，不大也不小。在这样的号声中下班，让人感受到优越感。这号声会让人严格的遵守时间。在号声中从容地结束手头的工作。不用老想着去看时间。
军号声过后你就看吧。下班的自行车大军会在铃铃铃的车铃中从大门口涌出来。大门上面永远都拉着横幅，标识着每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。门楼上面红旗招展，一边一个的架着大喇叭，不停的做着应时的宣传。而此刻还在宣传的是军民分线，讲述着军民分线的迫切性与重要性。
“军民并举”，“二次创业”，“勇于闯新路”，慷慨激昂的口号不绝于耳。
从大门口到生活区的马路两边，早已严阵以待的挤满了各单位的摊位车，每个摊位车上都挂着单位的名号，生怕遗漏了自己。摊位车上摆着各色各样的商品，卖吃的和卖用的混杂的摆在一起，没有什么规矩。这让下班的人目不暇接。
“群众发动起来了”。一场改变观念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始了。当然，这不是一次意识形态之间的较力，而更像传统观念与改革开放思想上的相拥。
我生平没有再见过这样的自由市场了。上阵的都是青一色的航天人，卖东西和买东西的人尽是些知根知底的熟人，免去了相互间的信任成本。不时的有人跳下自行车，一边亲切地打着招呼，彼此间聊着，一边买的东西，还顺便唠几句家常。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新生活的希望和向往。
新生活给予人们新鲜的气息，也给了人们新的纠结和困惑。
老王家的二儿子，平时总是穿着一身治安巡逻队的制服，骑着自行车在生活区转悠。他的工作是整治倒买倒卖的不法商贩，包括趁着天黑从周边的农村驮着大米来换粮票的农民兄弟。这次居民分线，二小子直接进入了民品队伍。他卖从广州西湖路服装市场倒过来的牛仔裤，站在摊位车后吆喝着卖货。他进入的角色快，从一个抓商贩的变成了一个“商贩”。不过这一次他是合法的。有人过来用手指着他跟他开玩笑，别人乐他也乐，不过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反正以后他不再把“倒爷”“二道贩子”的这些难听的词挂在嘴上了。几乎一夜之间，这些有年代标识的词在每个人的词典里消失了。
转变角色快，转变观念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。熟人间做生意，不好意思讨价还价。几句家常话过后，卖东西的人说：“要不叔叔您甭给钱了，拿回家吃去吧。不碍的，就算侄子孝敬您啦”。您说这么卖货下回人家还怎么买你的东西呀。真是可乐。
温州人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比较早，有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变成了不必言明的规矩。熟人和朋友之间可以互相请到家里吃喝，但是在市场上买东西，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是温州人的规矩。
上什么山，唱什么歌。初次做买卖的大院人第一堂课就是要懂得再商言商的道理。
中国传统市场当中的“市、农、工、商”四个行当被称作“四民”。依次是指读书人、种田人、做工人和经商人。这是人门的社会地位从高到低的顺序。商人是排在最后的。
老张是位高级工程师，他不明白自己读了一辈子书，好不容易从小商小贩的家庭背景中登上了航天人的大雅之堂。正当整个家族都为他感到荣耀时，他却一个跟头翻回到了原点。
他不情愿。
站在摊位东西后面，他也不张罗着卖货，把帽檐压得低低的，生怕别人认出了他。到了后来索性掏出一颗烟，站在离车两米远的地方，悠闲地抽起来，好像没事儿人一样。
他叮嘱老婆，不许让老家的人知道他摆摊卖货的事。
有一次到外地出差，火车开动以后，这位张工戴上眼镜，打开了行李箱，里面竟装着他未完成的书稿和厚厚的一本《远东英汉大词典》，让同行的人啼笑皆非。在与乙方谈判的时候，坐在那里的他一言不发。你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。
看着他诚实而又无辜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很难受。看来真不能小瞧了生意人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做生意，每一个人都做得了生意的。
当年的军民分线是一刀切下来的，是单位里不得已而为之。这让许多技术上的专业人才，管理上的后起之秀中途改变了发展方向。
“十亿人民九亿倒，还有一亿在思考”。这是来自东北人的一句顺口溜，它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。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经商的材料。好像经商是一件最容易做的事情。
正如习总书记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所说过“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，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，以事择人“骏马能力险，力田不如牛，坚车能载重，渡河不如舟”。
如果说“军民分线”也是一场航天人闯新路的尝试，莫如说这是一场深刻的教育运动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航天人为什么要付出这笔代价沉重的学费呢？
回答是国家多年没有了战争，军工企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，下拨的经费少，原来的岗位上人员编制让一部分人没有生产任务，都加重了单位发展的负担。为了减轻这两项压力，保住军工生产的基本盘，需要开源节流分离出一部分职工，离开军品岗位去开发民用产品，军民并行，寻找新的出路。
这是一项牵扯面广、时间紧迫的战略调整。被涉及的干部职工心情都很沉重。
很多人开始摇头了。
“大院人没做过生意呀”
“亏了本钱怎么办？”
“再说了，往后我们还是不是航天人了呢？”
现在看来，当时群众产生的那些疑虑，都变成了后来实实在在的遗留问题。
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
为了打消顾虑，鼓励下海，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，于是很快就出台了“扶上马，送一程，共依存，走全程”这一性质明确、措施得当、人人耳熟能详的既定方针。
时间太紧了。
商海有多深，谁也不清楚。一部分人怀揣着梦想，更多的人心神不定。
是啊，谁又愿意抛弃个人和家庭的安逸，干那些扑朔迷离、摸着石头过河的行当呢？
当时的说法是，夫妻两口子最好的组合是一个在军岗求稳，一个在民岗挣钱。如果一不小心两个都下了海，那就惨了。
有位大姐回忆当时的情景，难过的说“别人家的孩子是爹妈抱着长大的，俺们家的娃是扶着墙长大的”。在孩子幼小的眼神里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带着自己玩，很少抱抱自己，忙得整天连饭都吃不上。
亏了谁也不能亏了孩子，父母一旦亏了孩子，留下的愧疚，你一辈子也还不清。
有位在军岗上干设计的业务组长，在分线到来的时候，也为自己的小家庭设计了一张脱贫致富的宏图。
他的老家在贫困的山区，凭着自己刻苦的学习考到了北京大学，毕业后进了航天大院。老家的弟弟妹妹多，日子过得穷，每个月都要挤出一点钱给老家寄回去。
下海后，他承包了路边的一个库房，用积攒的钱装修了门面，做起了卖日用杂货的生意。开始时生意还好，于是四处借钱进货，扩大了店铺规模，顺势也把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带出来当帮手。
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还穿着有航天字样的蓝大褂。“哎呦喂，瞧瞧您进这一屋子货，您是咱这片先富起来的人了。哈哈哈”我跟他开玩笑的说。
他用鼻子“吭”一声，苦笑了一下。不瞒兄弟说，哥哥我是挣了钱就囤货，拿货多，价钱低，家里见不着钱的这样货才越来越多。两年了，家里除了吃的用的能花钱，我和你嫂子连件新衣服都没添过。
他猫下腰，从桌子下面的纸箱子里掏出来一瓶矿泉水递给我，自己则喝着搪瓷缸子里的水。
他顺手拉开了装钱的抽屉让我看：“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。房租、水电费、孩子看病该付的货款都在这儿了。你知不道过一会儿又要花什么钱？你更不知道这钱是不是你的。只要你一天不关张，不把货变成钱，你就不知道你挣不挣钱。”
押了一口水，他接着跟我说“告诉你大兄弟，你别看我堆的货多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进来的顾客要的东西，你有还是没有？顾客要的东西你没有，着急不？有货卖不动你着急不？凡做生意的人永远有着不完的急。他用手胡楼着脑袋说。
然而，让他更加着急的事儿终于来了。
他赶上拆迁了。
库房的墙上大大的写着一个拆字。一家人把货放在路边上哭着甩卖，货没卖出去。追债的来了。
他没有钱，只有一地的货。债主只要钱不要货，占了他们的家的房子做抵押。他人忠厚老实，不懂什么合同法。肯把钱借给他的人，都是昔日最要好的同事和朋友，自然也没有签一份像样的合同。他人单势孤，又打不过人家，只好让媳妇带孩子回娘家。他自己则是四处躲债，成了现代版的杨白劳。要知道，那些讨债的人都是见他生意能挣钱，把家里的老底都给了他，有的把自己亲戚的钱一并借给了他，只为多得到些利息。
唉，谁都不容易。
从此，这位搞设计的大哥在东高地的地面上消失了。有人说，曾在河北的狗市上见到他卖狗，也有人说他生了大病，脱了相貌，回老家去了。
他老婆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大兄弟，借你的钱你别要了，我也给不起。都怪我当时没有拦住他，他不会做生意，你说他下海干什么？她甩手捂住了脸。
我对她说：天有不测风云，谁敢赶上都是没办法的事。你和我大哥都是好人，怪就怪自己运气不好.....
有人说，东高地这地境上有两种人你见不到，一种是栽了大跟头的人，还有一种是挣得大钱的人。只有沉淀下来的人，才会不时的想起过去，向后来的人讲述那段生活的经历。
应当说，当时响应组织的号召，顾全大局，主动和被动下海的人，为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作出了不同的牺牲和贡献，应该得到善待。虽然这是那一代人的宿命。
生活就像大海，惊涛骇浪过后，总会归于平静。
那一年，单位的形势好转了，军品任务忙了起来，熬不住的下海人有了回原单位的机会。年轻人好分工作，年龄大的就有些尴尬。
大刘也回到了单位，见到了许多旧面孔的人，他叫不上名字，新添了许多仪器和设备，他也叫不上名字。航天发展的真快，这让大刘由衷的高兴，只是自己落伍了，业务也接不上趟了。如果当初不下海，兴许还能评上职称，当上个主任什么的也是不错的。他自娱自乐的想着。可是历史没有如果。
同期下海的钳工组组长王师傅，曾经干的一手漂亮活，是车间里的技术带头人。这次回来重新分配岗位去门卫室当了值夜班的保安。“干啥都无所谓，反正干不了几年了，能按时上下班，到了月头开工资，正常退休就行了。”他乐着说，一点没有了脾气。
然而大刘乐不起来.
他感到害臊和无奈。反而更让他受不了的是那些审视的目光，仿佛自己在这个地境上没有先进过。他像一个灰头土脸，刚从战场上下来，没有了番号的老兵，等待他的没有鲜花和热情，而是一阵阵凉风。
像这样的不自在大自在，大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上一次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。
村里的知青开始陆陆续续的返城了，也可能下一波就会轮到自己。对于这种早晚都会发生的事，大刘从不在意。
吃罢中饭，磨了磨镰刀，带上几个知青社员，大刘下了地。
午后的麦地，热气蒸人，金光闪闪，一望无际。疲倦的知青们对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兴趣。
大刘照例是第一个跳到田里。按老规矩，一人 12 根垅，割到地头就可以收工。看看知青们依次站好了位置。大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口吐沫吐在掌心里沉下身，开始“唰唰”的割麦。汗水迷了眼睛时，他会解下脖子上的毛巾，擦一下，然后接茬往前割。他像牛一样，只知道一个劲的干活，什么也不想。身后的知青知道跟不上他，索性不跟了。慢慢的跟他拉开距离。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渐渐的暗下来了，周围早已没了声响。直起腰的下一望才发现麦田里早已没有了人影，只剩下自己和一片参差不齐的麦地。
“有人吗”？他借着大喊一声的机会，长长的喘了一口大气。没有人回答，只有树上的知了鸟，有气无力的叫声在应和着自己。
到地头了。曲尽河星稀。
大刘蹲在了地头上。他习惯蹲着思考问题，泥土的气息总是帮助他梳理思绪。他不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，许多事情到了最后总是单单地剩下了自己。
人生的麦地呀。你到底要送给我们的大刘多少次这样的孤寂。
大概历史很容易被后人忘记。
大概大刘的经历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历史。
从单位领导的办公室出来，他感到憋气，不知道是自己说不明白，还是领导听不明白。整个谈话的过程是他自言其说。领导的态度很和蔼，懂得沟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。几次示意他喝口茶再说。端上来的茶凉了，大刘一口也没喝，他的心也凉了，他说不下去了。
记得，当年的领导也是在这间屋子握着他的手。感谢他勇挑重担，带队出征，为组织分忧。而今天，当他卸甲归田的时候，领导都换了几届了。所有的人对那段历史的了解都只留于纸面，没有亲身的体验。这一点大刘是理解的。可是为什么取消了他的干部待遇呢？这无异于收回了他顶着压力带队出征的奖励，收回了那份属于他一生的荣誉。这一次谈话，让大刘在领导面前第一次没有找到自己。
楼道里空空的只有他自己。他不知道这段历史该从哪儿向后人说起了。他不能接受这个属于他的历史结论。
.倩何人，换取红翠袖，揾英雄泪。
每次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我见到大刘，总是起身让他先坐下。但是我知道，在众多人的眼里，大刘除了能吃苦、为人谦和、对事业忠诚以外，偶尔也闹点个人情绪，他真的算不上一个英雄。
也许有人问我：“大刘是个什么人？”
我会告诉他：“大刘是个航二代。”
也许有人问我：“再来一次军民分线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我会告诉他：“北约炸了我们的大使馆，这笔血战还没还，航天人为什么要分线？”
